儒林外史的读后感
自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了科举录取的规则：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用《四书》、《五经》、八股文作为考试内容。当晚，天上就出现了“贯索犯文昌”的奇观。随后，一百多个小星星向东南方向坠去。
贯索象征牢狱，文昌象征文运，古人以天比人，“贯索犯文昌”，预示文人有灾，而后则是老天降下一伙星君维持文运。王冕不愧为奇才，纵观《儒林外史》，的确与之相符……
科举在明代的确危机四伏。文人为了参加科举、中进士及第，不择手段;而且文人只有写八股文这一条做官的途径，把其他的处世准则看轻了。于是，有些人不满于此规章制度，走出了这个名叫“科举”的怪圈，涌现出了一批可能当时被众人所误解的名士——
虞博士，淡泊名利，进士及第却丝毫不留恋官场;杜少卿，乐善好施，看重道义，对官人们嗤之以鼻;凤四老爹，为人行侠仗义……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虽然如此，但有些人对他们并不解，尤其是杜少卿，他曾被高大人批判为“杜家第一败家子”、“专和和尚、道士、工匠、叫花子这些下等人来往，没有一个正经朋友”甚至连杜少卿的父亲这样爱民如子的太守，也在他嘴里变了味儿：“呆子”、“不知道尊重上司，一心只想讨好百姓，‘敦孝悌，劝桑农’之类古文里假大空的客套话经常挂在嘴边上，惹得上司不高兴，官也丢了。”为什么杜少卿让高大人如此看不起?原因也是他亲口说的：“杜少卿若有真才实学，就应该中举当官，征辟算什么正道?”对，原因还是科举!中举，甚至进士及第，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出人头地，这才是当时民众的普遍看法，书中就有证据：马先生告诫匡超人“要以举业为主”“人生在世，只有举业可以出头，没了举业，就一事无成”;鲁编修教育女儿“要是八股文不好，没有讲究，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再好也都是野狐禅、邪门歪道!”所以，随后该才女评价蘧公孙“误了我的终生”也不足为奇了。科举对当时的人真的很重要，“周进倒龙门”、“范进中举”就是很好的证明。
既然科举对当时的人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只要剖析一下科举，就能知道该时间段的历史潮流。科举对外在的危害开篇就提到了，那么科举自身有没有毛病呢?答案是肯定的。批范进试卷的周进在书中的一段话：“原来他的文字得看好几遍才能知道其中的妙处，可见世上的糊涂考官，不知屈了多少英才!”评价一针见血，充分地揭露了科举自身的黑暗面。中举可以出人头地，那么还有别的方法吗?书上有一段有趣的对话：景江兰说：“你们所说的考科举中进士，是为名，还是为利呢?”大家都说：“是为名。,”景江兰说：“赵爷虽然没有中进士，但外面的诗选上刻着他的名字，行遍天下，只怕比进士的名声大得多呢!”众人都笑了。读到这儿，我也笑了。
不管从隨到清活了两千多年的老寿星——科举，对古人有多么深重的危害，那也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希望现在的素质教育能早些完成，这既能帮助学子们脱离学习的苦海，也能帮助国家培养时代的栋梁!
坐在书桌旁，打开清秀的《儒林外史》，任凭书香溢满个院落。书香伴着我的思绪，，轻轻地、自地飞翔，撷一朵知识的彩云，牢牢地贴在心间。《儒林外史》，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
《儒林外史》是一本长篇讽刺小说，主要写了清朝的一些读书人观念是读书只为了当官，心中只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只有极少的官是清官。
《儒林外史》中，我最喜欢的是“王冕的故事”，“王冕的故事”主要写了元朝末年，有一个人叫王冕，在诸暨县乡村居住;七岁时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线活，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王冕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给他几钱银子，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在这样的环境下，他12岁，就对天文、地、经诗、了如指掌，无所不通。
一天雨后，王冕来到湖边，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花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一看从此对画画感兴趣了，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就像是湖里长的。路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
长大后，朝廷让王冕当官，王冕执意不去，躲在了深山。我觉得王冕清高孤傲，不同留和污。有的古代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考到白发：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而王冕他不求名利，不为金钱，不为财富，这是一般人无法控制的。
今天，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使我深有感处。是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离不开书的!
今天，我读了一本讽刺小说，那就是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主要说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与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事——悼念亡妻中知道，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不肯，充分得体现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欢读书，所以每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接受，他逃到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讨厌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官员为了钱与权力，不顾人民利益，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最终与严监生的下场一样。这些现实的事情告诉我们做人不能贪小便宜，要大方，不能爱钱如命。
《儒林外史》教会了我要大方，不能贪小便宜。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姓王名惠的人物，其命运用“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来概括，应是十分地贴切不过了。
王惠的故事主要是在第七回和第八回。
《第七回》写王惠教唆荀玫隐瞒丁忧一事。他对荀玫说：“现今考选科、道在即，你我的资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报了丁忧家去，再迟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将这事瞒下，候考过了再处。”
“丁忧”是古代为官最怕的一件事。按照封建时代的礼仪规定，父母亡后，子女必须按礼持丧三年。如若遇“丁忧”而隐匿不报者，一经查获，必受严惩。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于当时的荀玫来说，正处在“选择科、道”的关键时刻，一旦选上，那就可以正式踏上仕途，钱财从此可滚滚而来。而此时报了“丁忧”，三年后的事情就谁都难料了。难怪王惠劝解荀玫瞒下“丁忧”之事，看来，在封建时代，一个人去世还得挑个正确的时机，荀玫的老妈去世的也真不是时候。最后，荀玫在金东崖的劝说下，到底是没有敢瞒报，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请人保举，申请“夺情”(简单地说，就是朝廷命其不必弃官去职，称“夺情”)。却也最终因为“官小，与夺情之例不合”而未能成功。最终“荀员外只得递呈丁忧”，回家守孝。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王惠是一个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的人，也是一个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人。为了名与利，敢置制度于不顾、不畏惩罚、不惧礼仪。这样的性格最终决定着他的命运。
不过，王惠的运气要比荀玫好得多。《第八回》写到，他刚到京就“早见长班领报录人进来叩喜”，被选中补授“南昌知府员缺”。于是，王惠就成了南昌府太守。
王太守到任后，果然非同寻常。“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严征课税;“用的是头号板子”。一时间，“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王太守从严治政，与前任蘧太守的“讼简刑清”形成了显明对比。蘧太守在任时，只闻得三样声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而王太守在任时，也只闻得三样声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酷吏，却获得了上司的欣赏，被称为“江西第一个能员”，再次被委以重任，升为“南赣道”，王太守成了王道台。谁知第二年遇宁王反乱，破了南赣官军，王道台黑夜逃走，至大江中，被宁王俘虏而去。而此时的王惠又充分暴露了他见风使舵的本性，一句“情愿归顺”就成了“伪官”。不想宁王又难成气候，闹了两年，被新建伯王守仁杀败，束手就擒。王惠又只得第二次连夜逃走。从此一落千丈，“更名改姓，削发披缁去了”。
王惠的故事，一波三折。常言道：水无定势，人有旦夕祸福。王惠从工部员外，一路升官，直到成了道台。然而，到达顶峰之际，便是峰回路转之时。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王惠曲折的仕途、悲哀的命运，正是对老子这句名言的最好佐证。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当你春风得意之际，需要常怀忧虑之心。我们常说，凡事需有度，过则必受损。如果当时在南昌府任上，王惠效仿前任蘧太守仁爱宽政，或许，就此始终在太守任上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也未为可知也。
二十年前曾支离破碎地读过几章《儒林外史》，其印象随着时间的流失逐渐淡忘。今年暑假又一次细读了这部优秀长篇讽刺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起《儒林外史》，多数人可能没有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熟悉。其原因是，三国、水浒一类的书，是在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并广泛流传的基础上罗贯中、施耐庵加工而成的。这些书中的故事又被广泛的搬到戏剧、电影的舞台上，所以它有十分强的群众基础，提起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都能谈谈自己的认识、见解。而《儒林外史》是吴敬梓自己的创作，是他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的精品，是他独特思想与艺术构思的产物。吴敬梓是清代安徽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祖上几辈都是科举成名，得做高官。吴敬梓自幼读书习文，对经史文章、诗词歌赋无不精通，但对科举考试和八股文毫无兴趣，所以他在《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和八股的反对态度十分明确。书中第一回就通过王冕的话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封建统治非常严酷的清朝，作者敢于直斥科举制度，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众多读书人的形象，最成功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那些被科举八股毒害的人。这些人在名缰利索的牵引下现出的丑态，做出的丑事，让人触目惊心。如进了几十年考场，后来侥幸考中又出尽洋相的周进、范进;获得名利地位后就无恶不作的严大位;原本勤劳孝顺、后来被名利与八股迷了心窍，做出种种劣迹的匡超人;为了当名人而冒名顶替四处行骗的牛浦;粗通文墨、在乡村招摇撞骗的杨执中、权勿用;以招贤纳才为荣、借以扬名却屡次上当的娄氏公子;虽为女流却热衷八股的鲁小姐等等。这些人物的表现，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扭曲，也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
书中不仅刻画了令人憎恶的反面形象，也树立了许多正面形象，如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武正宇、虞博士等。以杜绍卿最为突出。杜绍卿才华超群，却蔑视八股，仗义疏财，迁居南京后，宁愿过贫寒生活而不愿征召为官。《儒林外史》在写发上也独具一格，它虽是长篇小说，却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和事件，而是把几十年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和故事串接起来，既有交叉联系，又独立成章，富于变化。吴敬梓运用口语化、性格化的语言，同时适当吸收谚语、歇后语等，使得人物的身份和特点准确鲜明，精彩之处层出不穷。像王冕隐居、范进中举、两根灯草、人头会等篇章，一直为人们称道，广为流传。作为讽刺小说，吴敬梓不是简单的直述自己对人物的好恶，进行讽刺或赞扬，而是通过白描勾勒，用人物言行的强烈反差、对比反衬、明赞暗斥或明贬实褒的手法，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里，我津津有味地看起了《儒林外史》……
这本书的作者是吴敬梓。
我印象最深的是杜少卿，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真儒名贤，每次只要有人来向他借钱，他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后来家里的资产都被他花光了，但他却丝毫不在意，只是卖房过江。之后，他结识了许多名人，他经常与马纯上、蘧公孙一起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在他外出时，喝醉了酒，竟一手挽着娘子，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走下了山，两人毫不在乎他人的目光。
杜少卿一生自得其乐，淡泊守志，绝不出仕，天下人无不敬仰。
与他相比，我们没有他这么坦然，我们总是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考试没考好，担心别人会嘲笑我们;很在乎别人的评价，甚至担心在别人面前丢丑，而放弃许多尝试的机会……所以我们总会觉得很累。我们何不像杜少卿一样坦然一点，洒脱一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在这里，杜少卿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也是作者想中的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人人向往的人生。
我建议大家去读这本《儒林外史》，书中逼真地写出了当时的情景。对于杜少卿，迟衡山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书生形象，描绘最是生动。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都会带给我们启发。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如何处”。这是作者吴敬梓先生的著作《儒林外史》的引首词。词中抒发了作者功名富贵谁能看破的感慨。
在《儒林外史》这本书中，作者入木三分地刻划了一些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读书人”和一大批不学无术、道德败坏却自命风雅、装腔作势的所谓名士，也满怀热情地描绘了一些洁身自爱、崇尚礼乐、襟怀冲淡的真儒贤人。表达了作者对科举制度的否定，对官僚集团厌恶，封建礼教的憎恨，对人民群众的同情。
这本书仿佛将我们带回那黑暗的时代：明朝时期，一群“读书人”为功名富贵，不顾一切地去“奋斗”，最终逐渐在黑暗社会中腐蚀，例如五十多岁仍在应试的范进。50多岁仅是个童生，家中穷苦不堪，12月的天气还穿着单衣服，&t;冻得直发抖&t;。范进在几十年应试不中的情况下，于主试官周进的抬举，应试及第。他喜不自胜出现了癫狂状态。
我为这位人物感到遗憾。他是一个热衷科举，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全耗在科举上，将中举取得功名利禄当作唯一的奋斗目标，几十年屡试不第，也不愿从事劳动养家糊口，其灵魂完全被科举的锁链缚住了。范进中了举，虽然物质富有了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其灵魂完全被科举毒化了。我对此表示不解：他们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为名?为利?这些答案在当时都是对的。他们目光短浅，又好名好利，功名就成后只知享乐，不思进取，已经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了。
说到范进，我想到了一位截然不同的人物 ——周恩来先生。在他的读书时代，有一天，校长问大家为什么而读书。同学们的答案众说纷纭。校长又让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道：“为中华崛起之而读书。”
在我看来，周恩来先生是一位志向远大，热爱祖国，又勤奋的人。有像他这样的人，中华何愁不崛起呢?
不过，《儒林外史》中，有一位人物王冕，他性格恬淡，远离功名，天性孝悌，才华横溢，相比于那些“读书人”而言，这是一个兼俱真儒士和真名士精神品格的想人物。
这个人物总算是给了我一些慰藉。因为在“池塘的淤泥里”，仍有几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王冕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没有远大的志向，读书也是为了充实自己，但从品质来讲，他还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话说回来，什么东西让“读书人”如此痴迷?就是它——科举制，一个从隋唐时期只是为了寻找更多的人以治国，到明朝成为“读书人进步的阶梯”，这其中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制度所形成的“官本位”怪圈就像一个大泥潭，进去就很难再出来了，就连现代人都不一定。幸运的是，这种制度早已废除。现在，我国是应试教育，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考试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知识。
“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结尾词带给了人们无尽的遐思，也给看完这本书的读者带来无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