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心得
乌合之众心得篇1
读勒庞在一个世纪前写的这本《乌合之众》，就像是在读一本二十世纪的人类史。他以先知一般的洞见，察觉了群体——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的各种特点及影响，并预见到，群体在一个愈加明主的社会中必将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但也因此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勒庞该是个种族主义者。恕我可能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无知，但纵览全本书，“种族”这个词出现得最多次。勒庞认为：种族是决定人类行为最深层的因素。正是种族保留下来的“生理解剖学的”因素，决定了人类的无意识动机，而无意识动机又是群体行为的动因。所以，即使群体一律的无知、多变、冲动……但表现出来的方式又因种族而有所不同。
勒庞应该也是个精英主义者。在书中，他毫不掩饰对安德鲁撒克逊民族的崇拜，深为认同后者个人主义的民族特性。而他却多次地将法国大革命归结于本民族群体意识的主导，失望之情可见一斑。
看书时不时被他武断、不加推导的结论所烦，认为其要是放在当代，可能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或是很快就销声匿迹。然而，这本书之所以面世百年之后，还能被人所关注，被许多社会学家尊为“研究社会心理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必然有其独到之处。依本人拙见，还应归功其对于未来强大的预见能力。二十世纪世界的两次大战，不都是群体行为被诱导出、传染、放大后的结果吗?在看我们中国解放后的那场浩劫，不也是一场群体的狂欢吗?尽管勒庞的论证缺乏依据，但他仍能不无预见力地指出：“那些领袖们，杜撰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描述一个伟大的图景，鼓动群体……而这些新东西不过是过去的专制换了张面孔……”正是群体最深层的无意识动机的稳定，人类一切看似美好的革命都像反复过去——看看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和封建社会有什么区别?
就写这些吧，大多数感想还是要边看书边才能蹦出来的。最后勉励自己一句：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永远不要随波逐流。
乌合之众心得篇2
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学者勒庞是个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于是，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
很不幸，我们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也会盲从。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们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开始追求信仰的庇护和权威的支持，两者共同的结果，就是解释古典人生哲学的于丹教授的走红。
《地球是平的》一书预见了一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未来。我以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政府将失去左右舆论的能力，民众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民主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国际间竞争使政府必须拥有更高的效率，民众必须赋予政府更多权力，集中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将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威民主双向加强的模式，即民众选出强力领袖，由他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这一切，正如勒庞所言。
勒庞曾预言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必将是艰苦的过程，也曾预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必将迎来更加极权的专制。他的“乌合之众”心理学认为：民众为了追求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力领袖，赋予他绝对权力，并为他所宣扬的理想牺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片面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有力映证——二战、“”——民众哪一次不盲从?哪一次不为疯狂的理想而疯狂地杀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心理学，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盲从，如何克服盲从，从而确保一个稳定发展的幸福未来。
在连续读了佛洛伊德批判继承勒庞思想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和当代学者写的讨论群体盲从行为的《影响力》以及一些研究催眠术的书籍后，我倾向于用“催眠”与“同步”(synchronization)理论来解释“乌合之众”的盲从。
“催眠”是指个人意志被他人意志所战胜和控制。强大的群体意志战胜和取代了个人意志，个人被群体催眠了。(前面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催眠的文章了，所以这里就不细谈了)
无论是否被催眠，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恋的，所以爱屋及乌，会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即“认同”。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以便搞好关系实现合作，人会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认同”与“求同”合并在一起，就是一种“同步”，它仿佛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写入自己DNA里的基础核心程序，是一种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对这一本能的总结。别人馈赠我，我就回赠他;别人攻击我，我就回击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赚钱，超市里那些免费品尝的甜点，在“同步”作用的帮助下，总是能让消费者乖乖地买下自己本不必买的东西。此外，销售人员千方百计地与消费者套近乎，也正是为了博取一种“同步”。
乌合之众的盲从，正是“催眠”与“同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眠使我们变成了盲目之辈，而极端强化了“同步”效应，使得我们不受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来。“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谨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领。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经常提醒自己，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我。
PS，谈点关于“同步”的题外话。
在与人交谈时，模仿对方的表达方式，如语气、姿势、词汇、节奏等，通常可以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所以，与父母沟通时要用家长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时要用孩子的方式，一旦反串，结果就很糟糕。多数时候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不畅，就是因为彼此都坚持自己的方式，而不愿意主动与对方“同步”。
人不只与他人同步，还努力实现与自身的“同步”，即前后一致性。因此，先问两个问题，让对方做出“肯定”回答后，再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时，对方会很难拒绝。
“同步”也有副作用。如街头有人需要救助时，由于过路人都不知情，因此，他们只会观望他人行为，以期用“同步”来避免犯错。如果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则人们也会“同步”这种无动于衷，结果便是一种“社会人情淡漠”的假象。针对这种现象，求助者只需指定一个帮助者，道明原因，并指明要求帮助的内容，使对方开始行动，便会帮你赢得更多人的“同步”协助了。
乌合之众心得篇3
《乌合之众》这本书，作者从书名开始就已对世人警示：谨慎从众，否则乌合之众便是下场。仔细想想，作者说的很有道理。人这种动物太缺乏安全感了。为了获得认同，愿意抛弃是非，仅为了换取让其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事事都有两面性。从众与否亦然。
人从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举例来说，编报纸的人对群众意见的影响。他们先是迎合群众的感情，然后把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为渠道。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后，对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应加以自我理性的判断，而并非欣然接受思维的同化。另一方面，对于媒体人应清醒的意识到，他们对于群众的感情引导，群众意见的形成，将会拨动时代的冰弦。也就是说，当有人牵动的时候，群体很容易被集体带动，这也就引出从众的弊端——“群体中的人日益被大众文化所湮没，这种文化把平庸低俗当作最有价值的东西。”与过去的社会相比，群众更易于接受自己周围的人的判断和爱好，也让我们想到今天人们对所谓当代人失去自我判断能力的关切。
人不从众，首先要忍受的便是孤独和孤立，因为你与我们不一样——“数量及正义。”这也是作者痛斥也无奈的一点。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能能好的将个体文化展现，但人总是向往群体的，而一旦进入群体，个体文化便很容易泯灭。这要求我们对事物的思考应有自我辨别的能力，在大众文化的环境下形成个体文化的升华，突破和创新产生新的文化价值，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人寰处处有争执，总是纷纭难解，何况是人内心所想要归属，更难抉择。事无绝对，从众的好与不好无人能给出答案。就比如《乌合之众》这本书。人人都说它写的精彩，直至内心，那你是否要从众地看它一看，再拍案叫绝?
乌合之众心得篇4
1985年4月23日，可口可乐首位外籍CEO古巴人郭思达在纽约宣布，可口可乐更改其行销99年的饮料配方，以新可乐取代老可乐。此举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浪潮。老对手百事可乐在一旁坐收渔利、乐不可支。至6月底，新可乐的销量仍未见起色，可口可乐被迫向市场屈服，宣布恢复老配方的生产。管理层并未全盘放弃新可乐，但这个新配方的产品(后更名为“可乐Ⅱ”)在5年后终因缺少购买而消亡。可口可乐更改配方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商界一百年来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对公众情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万科董事长王石作为一位资深职业经理人，应对这次四川大地震，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他在博客里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以及“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这些个人言论同样引发了公众的抗议浪潮，并严重影响到公司品牌形象、股价和产品(房地产)的销售预期。
平心而论，王石的言论本身在立论上是站得住脚的，甚至堪称理性，与巨大天灾面前全社会普遍情绪化的反应相比显得难能可贵地清醒。但问题出在，王石混淆了他三项不同身份之间的界限。
他有哪三项身份呢?
首先当然是上述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王石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房地产职业经理人” ，他也一向以此为傲;其次是万科品牌代言人，王石最广为人知的个人爱好是登山，他把这项个人爱好与万科的企业精神成功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万科事实上的形象代言人，以奥运火炬在鹏城传递的相关报道为例，不少报道都提到“万科董事长曾登顶珠峰的王石传递火炬”_，可见万科、王石、登山这三者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联结，并直接关系到万科的品牌形象;第三是意见领袖，这一重角色是基于前二者所带来的话语权优势而次生的，通过公开场合言论及个人博客等方式发挥社会影响力并营造其个人形象(进而强化企业形象)，亦经常间接为其职业经理人身份及企业利益服务(如：“楼市拐点论”、“楼市无垄断论”等)。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品牌价值是动态的，处于不断被评价、不断被重新估值的过程之中。成熟的企业应该避免主动惹起争议、波及企业形象，致使品牌价值受损。上述可口可乐改变配方引起的品牌危机就是一次典型的“无事生非”。而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要求是忠诚勤勉、任事谨慎，凡事以企业利益为先，切忌因个人行为对企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因此，如果王石仅仅具有意见领袖的身份，他发表以上言论并无不当;但正因为他的三项身份密不可分(尤其第三重身份源自前两项)，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他说这些话之前，更应该对公众情感的走向及可能激发的反应进行必要的评估和正确的体认，以免因个人“理性的狂热”激起众怒、殃及企业。可惜的是，王石理应具有的职业操守却未能战胜个人言说、表态的冲动，甚至还试图挟一己企业员工之众、共同挑战社会公意(虽然这种公意不一定是明智的)，俨然在以卵击石。(其实，万科捐200万为限、员工捐10元为限，本可以静悄悄地去做，完全不必酿出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另外还一种可能，王石表面上是以意见领袖身份提供独立见解，其实却是在制造逆向营销，因为宣布巨额捐款的企业太多，非此不足以标新立异。那么从后果来看，他显然是误判并失败了。不论如何，在此次风波中，出风头与愚蠢，王石的表现二者兼具。
相比较而言，神舟电脑董事长吴海军“内部字条”“流出”事件(字条批示“希望没有向灾区捐款的员工离职”，甚至“还骂捐了款仍有怨言的员工是混蛋”)，虽然同样引起争议，但吴海军对公众情感的判读明显比王石精准。虽然王石的言论看起来更加理性、立意更长远，吴海军的批示则已经触及了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底线，但王石的“卖直”在舆论及公众反应上却输给了吴海军的“血性”。
依照勒庞《乌合之众》一书对群体心理的分析，“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引领还是对抗群体感情的狂暴，就成了个人英雄表演成败的关键。意见领袖也许可以采取与公众为敌的招人厌憎的先知姿态，职业经理人却不可以，因为他首先必须对企业负责;品牌形象代言人更不可因个人的言辞鲁莽而拖累企业。这一次，王石以一项身份进行的表达却触犯了另两项(更重要的)身份的禁条，可谓是彻底栽了个跟斗。
可口可乐更换百年配方之前经过了数年的客户调查和大规模的口味测试，因此事后分析认为“口味测试出卖了可口可乐”，换言之，可口可乐犯下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而郭思达也以迅速的改弦易辙来化解这场信任危机。与之相比，王石此次错误则属纯粹的个人行为，我们可称之为“不自量力的傲慢”。既然大错已铸成，王石更应该向郭思达学习，本着对企业和股东负责的职业精神，向“群体感情的狂暴”低头，谦卑而诚恳地进行危机公关，以求化解此次无端惹出的风波。若非如此，适合王石干的，恐怕不是万科董事长的职位，而是南方报系的时评撰稿人。